哲学的研究成就需要与相应的学科范围结合在一块，并且需要对该学科范围研究的推进具备学术积累与学科建设意义。当然，并非所有些问题都固定于肯定的学科范围，在问题与学科范围之间原本没一一对应关系。问题是真实的，但学科范围常常是设定的，问题的形成是实践的产物，它并没、也不可能遵循范围既定的规则，但大家会时常把范围看成是一个确定的东西，而且在如此看时，常常有一个所谓学科范围的依据。现在在某些哲学研究范围的确存在一种研究倾向，即在对问题进行研究时，过于将问题学科化，甚至于削足就履，把问题处置成学科范围所需要的样式，但由此产生的研究成就，其意义显然就要大优惠扣。同一个问题，也可以从不一样的学科范围、甚至超出哲学学科进行研究，而且，重大问题之所以重大，恰恰就是涉及到哲学的全部问题，并由此带动不同哲学范围、甚至于整个常识学科研究的深化或革新。有的新的重大问题的提出，总是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学科范围。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到近代哲学认识论，再到伴随现代性社会与文化情况的重大变化而形成的很多哲学范围，本身也见证了由问题到学科范围的凝结与提高。
国内现行哲学学科乃至整个理论学科的学科规范安排模式及研究范式，亟待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深思及调整。国内的哲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科技哲学八个二级学科，上述八个二级学科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怎么样系统性地体现出与哲学的关系？都是很难说清、也不可能说清的问题。哲学就是哲学，可以区别为不一样的范围，如形而上学、常识论、价值论、社会理论，等等，对任何一个范围而言，不一样的哲学思想及学术都是向它开放的，研究者也应当享有获得相应哲学思想及学术的权力——至于能否做到，则是研究者的兴趣与能力了，但现在，相应的哲学思想与学术一直与某一二级学科联系在一块的，并且，某人的研究范围，在同仁心目中一直第一与他（她）所从属的那个二级学科联系在一块的。就是说，范围被完全二级学科化了，从而既失去了哲学的整体性，也失去了应有些跨学科性。应当说，到了现在，国内哲学界的学科壁垒现象仍是相当紧急的，某一二级学科范围的专家，一旦涉足另一个二级哲学学科，总是会陷入学科认可麻烦，一般会被看成是“不务正业”而遭到本二级学科范围专家的轻视乃至蔑视。但事实上，这种二级学科式的哲学研究模式，已经紧急地影响到了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与水平，也影响到哲学学术成就回话现实问题的能力。
由相应的二级学科设置，来确定研究范围，的确是中国的特点，这种情形据了解在有关人文社会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已经紧急地影响到了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整理与研究水平。但，因为这种学科划分结构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并与既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深深地牵扯在一块，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其困难程度就不言而喻了。道理与利益向来是两回事，道理是“讲得通”的，大伙也都心知肚明，但一旦与利益挂钩，大概也就“行不通”了，因而也只好“凑合”既定的利益机制。
哲学研究范围很难从量上确定，这正是由问题的杂多性决定的。由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刺激而形成的很多哲学范围的活跃，应该说是当代哲学的特点。相对于当代哲学林林总总的范围，传统哲学的范围显然要单纯得多，这是由整个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决定的。但目前看来，问题丛生的现年代带来的很难计数的哲学范围，同时也是当代哲学的一个症候，是当代哲学失去自我把握、理解与引导能力的病症所在。
一般而言，肯定的哲学范围包括如此几个要点或内容：问题意识、哲学资源及办法的借助与整理、哲学信念的论证或调适、对问题本身的求解。问题意识是贯穿一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范围的具体理论结构与环节中，作为首要条件性与求解方向的问题总是是隐性的和不在场的，由于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在场会影响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过程。问题一直具体的，并带有意向性与倾向性，但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却需要理性推导与必要的抽象，并维持适合的中立立场。有的范围哲学研究之所以很难叫人心服，问题就是被过多的问题及情绪缠绕，其研究既很难使问题本身得到清理，也很难形成一种解答问题的策略，不只这样，最后从“学术”层面摊开的“问题”远比“问题本身”更复杂。这里面同时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看上去中立的理性推导与思维抽象，事实上隐含着一种超越于问题层面的旨在解决问题的思想信念，一种好的哲学，不只要提供理解问题的办法，还有义务提供解答问题的信念，但假如过多地沉湎于问题的复杂性与不可理解性，就可能出现上面这种糟糕的情形，即从理路与信心两个层面封住了问题解答的可能性，这事实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和让人失望的研究路数，是不应该倡导的。业内人士常常讲，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要紧，这只不过强调了问题的重要程度，看来，可以解决问题、甚至至少从问题的提出及分析向问题的求解开放，同样是值得看重的。大家常常批评某些哲学常常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看来应当引进业内人士的足够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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